支持三个至上观点的学者也认为：对社会效果的要求，在评估上缺乏可操作性，本身不是可以量化的标准，作为工作要求也是具有弹性的。

其中，经营性公路是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事务管理的结果，其存续除了有宪政层面宏观理据以及直接公路规范外，政策导向的行政法规也有明确规定。[11]而收费公路正是国家为了公民权利的延伸化拓展，做出的权宜之计。

对于经营性公路的补偿标准，我们应当采取公平补偿之标准。下面就从平等保护的特有内涵的着手，解读《方案》对该精神的捍守程度。换言之，宪法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便是以人为本，获致人与公民[10]的权利为本。[21]社会规范制度的制定者或决策者，应当以一以贯之的平等保护理念指导规范制定以及规范的实施，这也是法治的基本要义之一。另一方面，车辆的差别对待，尽管表象为致力民生的努力，实则是本末倒置之举，因为《方案》的宗旨是提高通行效率、便捷出行，而未获得免费通行的车辆，依然接受发卡抬杆放行的方式，必然会影响整体顺畅通行的效果。

替代性的措施为，准许所有的车辆可在已定的四个节假日免费通行。详言之，说明理由制度适用时间节点为拟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初次说明理由和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再次说明理由[28]，而《方案》切实做好与公路经营者的沟通是明显的事后行为，与说明理由制度的应有之义是相悖的。但是，它们最终涉及的还不过是个人的成瘾。

它们也不是政治权力循环的一部分—权力循环的运行从议会、行政、利益集团等等所形成的公共性出发，然后又返回到公共性。一般说来，一个自治的经济系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系统。这成为一个具有宪法重要性的问题，更准确地说，涉及经济中的基本权问题：如何挣脱企业利益的局限性，以保护对社会偏好的塑造。[42]尽管宪法公投失败了，但是，对欧盟现在拥有独立的宪法结构这一事实已经很少争议了。

idem, Steuerung durch Recht? Einige klarstellende Bemerkungen, 11 Zeitschrift fur Rechtssoziologie （1990），137-160.[31]参见前注[15] , Luhmann书，第481页。这是由于它们不能只是调整行为，而且应该选择性地创造刺激。

当然，这也是事实：如果没有政治性冲击，也就没有经济宪法持续革新的契机。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以及对国债施加有效限制无疑具有重大的宪法意义。3．禁止银行以活期存款信用的方式创造货币。不过，这样解释可能太轻飘飘了，如果说不是造成误导的话。

同时，其他高度专门化的功能系统（尤其是科学和技术领域，当然还有法律、媒体甚至医疗等等）所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和生态风险，对于更为广泛的公众来说已经是切肤之痛了。实际上，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是宪法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政治才会依据生产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collectively binding decisions）的权力模式和共识模式去创建其宪法，而且只有政治首先必须致力于对权力进行自我限制。但是，这种语言游戏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成为具有自身单一语言行为、结构和边界的独立社会系统。

在全球信息化网络联成一片的时代，出现了像不良企业曝光（companynamesucks，一个公益网站的名称—中译者注）这样的关键词。James Tully, The Imperialism of Modem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Neil Walker and Martin Loughlin （eds.），The Paradox of Constitutionalism：Constituent Power and Constitutional For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pp. 315-338, 328. Zur Weltwirtschaftsverfassung: Peter Behrens，Weltwirtschaftsverfassung, 19 Jahrbuch fur Neue Politische Okonomie （2000），5-27.[43]对此的相关争论，参见Joseph H. Weiler,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Do the New Clothes Have an Emperor? and Other Essays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更为深入的危机诊断来自于这样一种分析：把因素分析中的各种因素仅仅看成是可以互换的触发条件，并致力于发现其深层动力机制。一阶操作就要经受二阶水平（方法和认识论水平）上的真值（the truth-values）检验。

前注[5], Huber and Robertson书，第38页。经济则与此不同，为了实现自我宪法化，需要来自法律的大量干预—虽然从综合程度来说比不上政治对法律的需求。[75]参见前注[66] , Grimm文。这就推动了实体经济通过提前融资实现增长，并迈向了产生社会危害的增长程度。[38]这样一种指向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建制变革，必然会提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生命等环境要素表示尊重的要求，并同时伴随着内部的运行和外部的控制。在法律性的这一边，经济宪法使得一般法律从高位阶的宪法中分离出来，并根据法律行动是否符合宪法价值和原则而对其做出评判。

其中每一项制度都依赖于双重反身性：把经济交易运用于经济交易，把法律规则运用于法律规则。经济宪法只是形成了所谓的约束性制度，法律与经济在其中形成紧密的结构耦合并持久地相互刺激。

此外，就其是否达到宪法定义的标准而言，结构耦合尤其需要满足特定密度和持续性的要求。这种令人着迷的现象与宪法时刻有什么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当灾难临近的时刻，在社会诸系统（social systems）自我破坏力的强迫性增长与一种不能从外部而是只能通过内部宪法结构（inner constitution）的变化发生作用的新取向之间发现一种关联。

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将不再依赖商业银行的盈利动机，而是有赖于中央银行对整个经济后果的审慎权衡。这种微观权力通过其微观结构渗透进入社会肌体。

但是，与此相伴随，所发生的则是一个看不见的宪法发展过程。[12]无论就一般性而言考察社会系统，还是就特殊性而言考察集体行动者，都需要对尽管存在持续的负面后果，但仍然强迫性地从事某种活动这一个人成瘾的定义加以重新思考。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问题的困难性在于，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是否会遇上这类需要处理的问题。不过，显然，这些结构耦合并没有集中体现为我们所谓的约束性制度—与所有其他结构耦合相比，约束性制度明确意指宪法。

由商业银行提供信用担保的补充性货币创造强化了对利润的预期，随后引起了实体经济的强迫性增长，而由此又（反过来）强化了对利润的预期。[58]在宪法社会学中，这一面得到了强调，参见前注[53] , Prandini文，第316页。

对企业的有关批评，参见Gunther Teubner and Vaios Karavas，http://www. CompanyNameSucks. com: 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 gegenuber ‘Privatenim autonomen Recht des Internet, in: Wolfgang Hof fmann-Riem and Karl-Heinz Ladeur（eds.）Innovationsoffene Regulierung des Internet （Baden-Baden: Nomos, 2003），pp. 249-272。以政治为例，国家这一自我描述（self-description）就扮演了这种角色。

[99]Friedrich A. Hayek, 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current Currencie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22 f.[100]当前在制度化政治之外强化了一种非凡的政治动力，这引起了布伦克霍斯特（Brunkhorst）和瓦尔（Wahl）这类作者重新检讨其针对社会宪法的社会性去政治化所做的批评在学理上，概念的作用是建构话语平台，由此促进沟通且节省时间。

由于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的二元分离，人民的代表与人民自身行使民主权能的差异，更由于传统意义上的体制内层层加压式权力反腐与迷踪幻影式民粹反腐，均有着诸多不可 弥补的缺失，因此依靠权力的合理组织与机构安排，强调权力彼此之间的制衡，自然就成为不遑多让的制度选择。社会主义宪政很早已出现，有学者在90年代中期即有此表述。同时，社会主义宪政作为一套理论也必须是开放式的，必须不断地适应宪政建设的变迁，从而保持其鲜活的解释力--也就是理论的生命力。若君主立约，则是君主立宪。

认清我们所能利用的制度资源，了解我们所遭遇的局限，必然是避免宪政建设南辕北辙的前提条件，这正是社会主义式宪政建设的要点。首要的争议点是，社会主义宪政这一概念是否成立？从宽泛的政治思想争论来看，社会主义宪政的支持者被简约指代为社宪派，与泛宪派及反宪派相对应。

对概念的讨论乃止争论，不是为了概念而概念，而是为了更方便更清晰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当下中国的大政府小社会结构就注定了政府在推进宪政发展的蓝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某些典型的有限政府国家或曾经的夜警国家时代相去甚远。

就如同后现代以现代性作为其批判的标靶，现代性这一概念若被取消，后现代也就无立锥之地了。也就是说，虽然反宪派与泛宪派貌似水火不容，但根本上乃是因为宪政这一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而成为可以对话的两方。